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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经注疏汇校,礼记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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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经注疏汇校,礼记正义

《十三经注疏》是中国经学史上汉唐经学成就的代表,与《二十四史》构成传统典籍的骨干。两年前,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组织人力物力,要对《十三经注疏》唐宋元明清主要版本进行全面系统的校勘,并吸收历代校勘成果,形成完整记载异文材料为主体的《十三经注疏汇校》。这一工作将为深入研究、释读儒家经典提供重要的文字参考,也为进一步整理出版具有当代水平的《十三经注疏》通行本打下坚实的基础。如今,第一项成果《尚书注疏汇校》已告完成。本报今日刊出《尚书》名家对此一成果的审评,以飨读者。

□就古代典籍对社会文化的影响而言,“十三经”的影响超过任何古代典籍

清人阮元说:“窃谓士人读书,当从经学始,经学当从注疏始。空疏之士,高明之徒,读注疏不终卷而思卧者,是不能潜心研索,终身不知有圣贤诸儒经传之学矣。至于注疏诸义,亦有是非。我朝经学最盛,诸儒论之甚详,是又在好学深思、实事求是之士,由注疏而推求寻览之也。”[1]诚哉斯言!整理经学研究代表作《十三经注疏》,是经学研究的基础,也是经学研究之必须。

赵逵夫:

□由学术界、出版界通力合作,完成《十三经注疏》的汇校、点校,出版一部“十三经”现代通行本,是适逢其时的学术文化盛事

1999年12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的《十三经注疏》,即“简体横排”本,其中《礼记正义》上、中、下三册,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2000年12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的《十三经注疏》,即“繁体竖排”本,其中《礼记正义》是第12、13、14、15四册,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十三经注疏》标点本、整理本的出版,为读者研究儒家经典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这是需要肯定的;但因整理工作不够规范,有欠妥之处,该书出版后,日本学者野间文史、我国学者吕友仁等曾撰文批评该书之缺陷。[2]

《十三经注疏汇校》是中华文化研究的一个基础项目,意义甚大。《尚书注疏汇校》工作做得很扎实。这应是《十三经》注、疏系统形成之后,在经过长时间的刊刻造成种种岐误的情况下,对它的文本进行的一次最全面、彻底的研究、清理与订正;在经文、注文方面,也包含对唐以前一些错误的揭示与订正,给以后的研究、引用者提供了一个全面而可靠的科学判断的条件。

□半个世纪前“二十四史”点校的模式尽管很难复制,但今天的条件也有很多方面远远优于当年

2001年6月,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了中华丛书《十三经注疏》分段标点本,总计二十册,该书由“国立编译馆”主编,《十三经注疏》整理小组总召集人是周何。根据书首曾济羣、赵丽云、周何三位先生的“序”得知,此计划始倡议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7年9月正式开展工作。工作分六个阶段,一是《十三经注疏》分段标点,二是《十三经》资料汇编,三是《十三经》导读,四是《十三经》新注新译,五是《十三经诂林》,六是《十三经》分类研究。其中第一阶段的工作是将各经注疏标点、断句、分段,便读者阅读和检索。而分段标点的整理工作历时十余年。其中《礼记注疏》是第10、11、12三册,由田博元先生分段标点,繁体竖排。

首先,底本确定的好。根据十三种书俱全,经、注、疏、释文俱全和错字少这三条原则,排除了不具备条件的,所能用的二种中,确定了北监本,便于纠正阮元本的误校,也避免了叠床架屋之病。这是很正确的。对北监本所存在的某些缺陷的弥补办法,也是周到可行的。

□总的说来,这项工作并不存在一个终极点,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鉴于阮元校刻本存在选择底本不当、分卷无例、校对未精等不足,西北大学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2年共同发起成立了“新版《十三经注疏》整理本编纂委员会”,负责整理新版《十三经注疏》。编委会由张岂之、周天游先生担任正副主编,草拟了有关方案和体例,邀请国内十多位青年才俊参与点校整理工作。张岂之、周天游《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序》说:“各经均追本溯源,详加考校,或采用宋八行本为底本,或以宋早期单注、单疏本重新拼接,或取晚出佳本为底本,在尽量恢复宋本原貌的基础上,整理出一套新的整理本,来弥补阮刻本的不足,以期对经学研究、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能起到推动作用,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2008年9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吕友仁先生整理的《礼记正义》上、中、下三册,繁体竖排。该书是新版《十三经注疏》整理本之一种,书前有张岂之、周天游《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序》和吕友仁先生的《校点前言》。

其次,重要的版本全纳入据校的范围,计十九种。这在一般的校勘中很难做到。

读书报:《十三经注疏》是我国古籍中的基本典籍,与“二十四史”构成传统典籍的骨干。我们知道,30年前,中华书局出版了“二十四史”点校本,这已成为中国出版史上的经典。为什么“十三经”没有做同样的工作?

《礼记正义》题名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是《礼记》研究的代表作。然自清嘉庆年间阮元主持校勘整理以后,一直无人对《礼记正义》进行校勘整理,学者研读《礼记》,基本上以阮元校刻本为依据,这种现象,延续到了20世纪末期。龚抗云先生整理的《礼记正义》六十三卷、田博元先生整理的《礼记注疏》六十三卷、吕友仁先生整理的《礼记正义》七十卷三种整理本的出版问世,从总体上改变了阮元校刻本《礼记正义》独占鳌头的局面,不仅反映了经学研究的成绩,也为读者研读《礼记》、钻研经学,提供了极大便利。

再次,吸收了先贤校勘记十五种,可以说是对前人研究成果一网打尽。

徐俊:《十三经注疏》整理本是过去几代学人都曾计划要做的一件事。就古代典籍对社会文化的影响而言,“十三经”的影响超过任何古代典籍,顾颉刚先生称“中国二千余年来之文化莫不以此为中心而加以推扬”,所以在整理传刻方面,历来受到大家的重视。

二四六天天好彩手机版,对古籍进行整理,是我国的优良传统。关于古籍整理和研究的历史,孙钦善先生的《中国古文献学史》,[3]有详尽的总结。古籍整理工序主要包括撰写凡例、选择底本、标点、校勘、撰写序跋、附录等六个部分。[4]本文即从以上六个方面,对龚本、田本、吕本《礼记正义》进行比较,平议三本之优缺点,对《礼记正义》的整理工作进行总结,兼及论述古籍整理之规范。

第四,因《十三经》在中国文化史上之地位,及流传久、问题复杂,“汇校”在指导思想上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所设计体例、汇校方式等都体现了这一点。

单就现代古籍整理意义上的“十三经”整理而言,我们可以以顾颉刚先生为例来说明。早在1926年顾先生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助教的时候,就提出整理《十三经注疏》,包括校勘、标点、纂辑、索引四个方面,目标是“使学者对于宋以前之经说开卷了然”,“基础既固,自不难于堂构”。次年顾先生就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之前,还曾致信胡适,计划请范文澜参加标点《十三经注疏》,重校“十三经”正文。1941年,顾先生在成都,主持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受当时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委托,主持《十三经注疏》整理,顾先生提交了《整理十三经注疏工作计划书》,后因工作转移,未能完成。在顾先生1950年代日记中,“标点本十三经”、“十三经点校”也多次见于他的学术计划中。

一、整理本《礼记正义》凡例

由以上这四点,可见这个工程可能对《十三经》的研究,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不可能像有些论着、有的“工程”一样给经书的文本造成混乱。我以为该项目结合我国古代典籍的具体情形,采取了一种科学的态度,运用了科学的方式来进行《十三经》的汇校工作,做得很好。此书的出版,一定会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特别重视古代典籍的整理和出版。毛主席曾经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强调剔除糟粕,吸收精华和“古为今用”。1954到1956年,在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下,由顾颉刚、聂崇岐、王崇武等12人组成标点小组,完成了《资治通鉴》的整理。1956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先生,在《人民日报》撰文,提出整理出版“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二十四史”的建议,并满怀豪情地说“这是千秋的事业”。“二十四史”点校从1958年启动,次年第一种《史记》出版。

古籍整理,是古籍研究和其它古代学术研究的基石,是一项严肃认真的学术研究工作。整理某一部古籍,一定要考察该书的作者、内容、版本流传和研究现状等,在考察的基础上,制定详尽周密的“整理凡例”,告诉读者,整理者是如何工作的。“凡例”既是整理者整理该书时遵循的原则,也是读者阅读该书的门径。所以,“凡例”内容,一般应该包括底本的选择、参校本的确定、校勘原则、校勘记的撰写、标点符号的使用、文字处理等方面。

崔富章:

那么,在此前后,是否有整理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十三经”的动议呢?1958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制订了《三至八年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点校本“二十四史”列入规划,“十三经”则以清人注疏著作为主。1960年至1962年间,中华书局由傅彬然等牵头,吸收1930年代尹炎武、1940年代顾颉刚等学者关于“十三经”整理的意见,制订了“十三经注疏”及清人注疏著作的整理方案,并在全国有关高校征求了意见。但最终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未能开展。

龚本前冠有“整理说明”与“凡例”。但是“整理说明”与“凡例”均是针对整理《十三经注疏》总体制定的,并非专指《礼记正义》而言,所以,尽管“凡例”分为七条,依次说明整理本的性质、选用底本、整理者工作内容、对阮刻本附录的处理、标点、文字处理、校勘等原则,标点、文字处理、校勘等原则下,又分细则,说明标点符号的用法,繁简字、通假字、避讳字的处理和校勘问题。基本符合古籍整理规范与要求,但对整理《礼记正义》的对校本和参校本没有交代。

《尚书注疏汇校》做得很好,有十八种校本,十五种校记,在广度上、深度上都超过了阮元的校勘记。它能给研究者提供多种选择,提供思维的空间很大。《汇校》是传世之作,能为中国的学术,为《十三经》研究,提供长远的支持。

1971年,“二十四史”点校工作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重新启动,由顾颉刚总其成。周总理派吴庆彤同志到他家看望,并转达总理对“二十四史”标点工作的重要指示。在另一次会议上,总理提出:“不但二十四史要标点,十三经也要标点。”1979年,中华书局恢复独立建制后,即着手以“十三经清人注疏”丛刊的形式,对“十三经”重要注疏著作进行系统整理。

田本是《十三经注疏》分段标点中的一部,其“凡例”是就整理《十三经注疏》而由周何先生制定的,名为“十三经注疏分段标点凡例”。该“凡例”分为底本、目次、增目、标点符号和补正六条,依次说明整理本依据的底本、每经目录序次、分段标准、增加的名目、标点符号的用法和对底本讹误错简的处理原则。从中可知田本《礼记注疏》仅以清江西南昌府学阮元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本为底本,进行分段标点的。

我想从三个方面讲一讲我的一些看法。

读书报:关于《十三经注疏》汇校、点校一事,山东大学与中华书局是什么时候开始联系的,过程如何?

吕本虽然是新版《十三经注疏》整理本之一种,但整理原则与它经不一,是整理者自行制定。整理者在《校点前言》的“校勘所用底本参校本及前人成果、几点说明”中,对整理《礼记正义》时采用的底本、参校本、前贤校勘成果的吸收、陆德明《礼记释文》的增补、八行本和阮刻本之异同、经文的错简问题、标点问题和校勘记的撰写等,一一作了详尽说明。如针对八行本与阮本的几点不同,说明如下:

第一点,以北监本为底本,同时过录了殿本的句读。殿本的句读质量是高的,但如果它真错了怎么办?比如《尚书注疏》卷第二《尧典第一》疏:“尧典第一篇之名。当与众篇相次第。训为次也。于次第之内而处一。故曰尧典第一。”“尧典第一”是经文。下面是孔疏。这里有校的问题,有断句问题。“当与众篇相次第”,“当”应该是在“第一篇”的“篇”上面,作“当篇之名,与众篇相次。”殿本把句读加到“次第”下面,把句子点破了。“当篇之名”指的是“尧典”,“与众篇相次”指的是“第一”。下面是“第,训为次也。于次第之内而处一,故曰‘尧典第一’。”浦镗和卢文弨的校说“尧典第一”下面要增加三个字,“尧典当篇之名”。我觉得“尧典”两个字不需要加。像这种地方的校记,前人校记不到位,还得加按语判断。

徐俊:组织整理出版一部比肩点校本“二十四史”的“十三经”通行本,是中华书局多年规划和准备做的一个重大选题。中华书局与山东大学文史哲学科有着悠久的合作历史,“二十四史”点校本中的“南朝五史”就是山东大学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先生经过十余年整理完成的。十多年前,山东大学杜泽逊先生着手“宋本十三经汇编”,是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重点规划项目,中华书局也是承担单位。2006年,我们在进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的同时,也开始着手“十三经注疏”通行本的准备工作,包括体例制订、文献准备和学术资源等方面,并与山东大学儒学院密切合作,多次研究磋商,确定了工作方案。项目已经列入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制订的“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我们认为由学术界、出版界通力合作,完成《十三经注疏》的汇校、点校,出版一部“十三经”现代通行本,是适逢其时的学术文化盛事。

第一,分卷不同。八行本七十卷,阮本六十三卷。八行本尚存孔颖达《礼记正义》原貌,阮本则否。第二,分章有异。大体而论,八行本与阮本之分章相同,但也有少量分章不同的情况。如此本卷十二《檀弓》下“丧礼,哀戚之至也”至“孔子善殷”,八行本总为一章,而阮本则破为二十一章。根据孔疏概括章旨之语,阮本分章非是。如果更核以早出的古钞残本、单疏残本,益证八行本之分章为是。但这并不意味着八行本的分章一无错处。八行本分章也有不合理之处,只不过这种情况较少而已。第三,每章之后的孔疏导语问题。所谓孔疏导语,是指孔疏对所疏经文标明起讫的文字,一般采用“××至××”的格式。阮本可以说全书都有导语,八行本则仅卷八、卷九、卷二十五、卷二十六有导语,卷十、卷二十七、卷五十仅个别章后有导语,除此以外,其余各卷均无导语。参之以古钞残本、单疏残本,此种导语宜有。这次补加导语的原则是:古钞残本、单疏残本、阮本均有导语者,首先考虑从古钞残本、单疏残本;否则即从阮本;所据本之导语如果过长,则删繁就简,一般取“××至××”式;由于八行本与阮本分章不尽相同,所以,有些导语只能酌情自拟。第四,孔疏中表示被释句之方法有异。表示被释句的方法,阮本是在被释句后加“者”字,而八行本则往往不用“者”字,而用被释句后空一格的方法表示。此盖二本体例不同。惠栋、阮元不明乎此,屡屡出校,不胜其烦。潘宗周看出了个中门道,就说这种情况“无关文义,不复校正”,甚是。第五,孔疏中表示一句话疏解完毕的标志有异。这种标志,阮本用一小圆圈表示,八行本则用空一格表示。此亦无关文义。单疏残本所用标志与八行本同,这表明八行本的作法可能更接近唐人《正义》原貌。以上五点,在此作一总的交待,校勘记中,除特殊情况外,不再出校。[5]

第二点,前人的校是错的,怎么办?校本的范围还得适度扩大。我们以《尧典》释文“尧。唐帝名。马融云。谥也。”为例。浦镗的校说这个“谥”是错的,他改成为从言、兮、皿。实际上,这个从言从兮从皿的“谥”唐本《说文》是没有的,“从言,益声”才是正字,许慎的解释是:“从言,益声。行之迹也。”浦镗根据的是通志堂本《经典释文》,这个字是错的。这样说起来,校本、校记的范围要扩大。黄焯《经典释文汇校》,可以列入校本,能避免《十三经注疏》里引《经典释文》的一部分错误。

读书报:“二十四史”点校本出版时,我们国家还是计划经济体制,中华书局就是国家古籍整理出版机构,加上由最高领导人发起,因此动员、组织全国学术资源非常便利。现在看来,这样的条件是无法复制的,这对《十三经注疏》的汇校、点校会有影响吗?

整理者不仅说明了八行本和阮刻本《礼记正义》在分卷、分章、导语、释句方法和格式方面有差异,而且对整理《礼记正义》时所做的工作,作了交待。

第三点,《十三经注疏》是传统的名牌,历代的学者都下过许多功夫。宋代以来,我感觉贡献最大、水平最高的应该是武英殿本,确切的说是《四库全书》本。因为《四库全书》本是从殿本来的,但又有发展。这就涉及到底本问题。从学术水平来讲,应该用殿本作底本。但是从泽逊实践的情况来看,涉及体例问题,技术层面的问题很多,各有利弊。我赞成泽逊他们选择北监本。但是要充分吸收殿本、《四库全书本》的校勘成果。

徐俊:当然,随着学术环境、出版环境的变化,半个世纪前“二十四史”点校的模式,现在看来已很难复制。但是,今天的条件,也有很多方面远远优于当年。比如,国家对文化工程的重视,虽然不再以行政指令的方式来推动,但在宏观规划、项目支持方面的力度大大超过过去任何一个时期;再比如,学术界几十年学术积累和专题研究的深入、文献资料的汇集和利用,也大大超过从前;新科技带来的便捷,也大大提高了工作的进程。另外,就本项目而言,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的前期准备工作充分扎实,已确定的以“汇校本”为基础,最终形成“通行本”的工作方案,符合学理,符合古籍整理规范,也满足了目前学术界、社会文化界的基本需求。中华书局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有一支优秀的编辑队伍和丰富的编辑经验,汇校工作主要由山东大学方面承担,通行本将在全国范围内遴选经学专家分别主持,多方通力合作,保证《十三经注疏》汇校本、通行本的顺利完成。

就古籍整理凡例而言,龚本、田本和吕本的优缺点是非常明显的。龚本、田本的“凡例”,均是为整理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而制定,并非专为整理《礼记正义》而设。所以,就整理《礼记正义》而言,龚本、田本的“凡例”,就显得有些大而无当;相反,吕本的整理原则,不仅符合古籍整理规范,而且有利于《礼记正义》的整理。

虞万里:

读书报:完成一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点校本,目前的学术积累是否成熟?比如,有没有一些重大的学术争论难以形成共识,再比如,在未来可预计的一段时间里,会不会出现新的学术研究突破,等等?

二、整理本《礼记正义》底本的选择

校勘的一般的原则,简化和繁化、异体字都要出校。下面这些字出版的时候怎么办?如“谏”,旁边“柬”是两点,刻本中是一横,像这种不产生新的字,要不要出校?还有避讳字。像李世民的“世”,它变成一个像“也”一样的字,这也不产生新字,出不出校?武英殿本像“弘历”的“历”太多了,出版的时候,是不是全部出?一般在校古籍的时候,第一个避讳字写一下,后边就不写了,基本上改掉,或者另外说明。长编我们可以全都做出来,但是在真正出版的时候,还要做一种技术上的处理。

徐俊:关于《十三经注疏》的学术积累是不是能够构成当代《十三经注疏》整理,尤其是点校通行本的基础,我认为大体说来是能够构成整理通行本的基础的。“十三经”以及它的注疏在唐宋时期,事实上是科举考试的标准,在后来历朝历代都没有停止研究,这种研究在清代达到高峰,《皇清经解》正续编、《清经解三编》大体集中了比较重要的成果,近几十年有新的方法以及发现的新材料,使得经学研究有新的进步,有关的成果也比较丰富,海内外发现的早期的版本比以往更多,使用也更方便,应当说条件已经相对成熟。点校首先是校,校要依赖不同的版本,尤其是早期的版本,这一点条件比前人优越。再就是断句,全部《十三经注疏》在乾隆年间已经有了比较好的断句本,当代学者没有很好利用,近一二十年间,学术界在标点方面也做出了较好的成绩,都是可资借鉴的。因此,断句方面也有了较好的积累。总体上看,需要进一步努力的仍然在校勘方面,条件较好,但是工作量巨大,需要一定的周期,不能搞大跃进,只要方法得当,依靠专家,这项工作是可以顺利完成并且达到预期的目标的。当然,“十三经”、“二十四史”都存在悬而未决的问题,先秦两汉的古书问题非常多,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不做点校工作,古籍整理一般采取谨慎的方法,对于有疑问的地方,可以沿用旧说,不勉强做新解,这种妥当的做法是古籍整理界公认的,因此也不会成为当代整理通行本的障碍。至于今后有新的、更好的研究成果,这在所有的古籍整理中都是存在的,那就应当在适当的时机做修订工作。“二十四史”点校本正在修订,就是基于这方面的原因。因为“二十四史”点校本问世以后,商榷、订误的文章发表的不少,可以参用的文献资源也发生了巨大的扩容,应当吸收到修订工作中。总的说来,这项工作并不存在一个终极点,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选择底本是古籍整理工作中最重要且起决定作用的工序。整理古籍无论采用哪种方法,都应尽可能地选择现存最好的底本。然而选择好的底本,又需要具备多方面的学识和功夫。《礼记正义》的整理,也是如此。

我以前也提出来要多校几个版本。当然你们现在做的是完全对的,因为如果再往上校的话,将会产生很多的问题,一下子就驾驭不住。

关于《十三经注疏》汇校、点校

阮元在整理《十三经注疏》时,对各经底本,均谨慎选择。当时流传的儒家经典经、注、疏合刻本有宋十行本、明嘉靖本、万历本和崇祯本。阮元说:

从整个经学发展而言,从深入研究的角度来说,我想提一个建议。你们既然成立了这个“校经处”,可以再出版一种校勘学杂志。以《十三经注疏汇校》为主,专门发表一些校勘记类的文章。我最近在写一篇有关魏石经和熹平石经《尚书·无逸》的文章,与《史记》引到的孔壁本对照,参考了《汇校》,虽然对我研究两汉以前那个壁本很难有帮助,但从中我看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像山井鼎、物观《七经孟子考文补遗》,里面有很多异文,或者夺字,或者衍字,往往和魏晋南北朝以前的一些写本有关系,它的来源都比较早。比如说《史记》引了,或者徐干的《中论》引了,它确实有夺字,有衍字。这就可以看出九大版本系统也好,七大版本系统也好,他们在改的时候,可能就是根据某个唐以前的写本。所以如果朝前推,如把敦煌写本《尚书》校了以后,对它后面的异同,就可以有一个比较明晰的判断。有了这样一个判断,再进行一定的研究,要对校勘进行按断,就有了一种基础。当然这是长期的事。所以我也同意,现在不按断,现在我们没有这个水平能够把它表述的很精确。但是,我希望有这样一个杂志,发表我们校经处同仁们的成果。因为当自己校出来的时候,其感受和阅读的时候是两样的。因为他比对了很多版本,会有一个切实的感受。我很希望把这些切实的感受写下来,这是推动整个古典文献走向一个比较深入的切实措施。

《十三经注疏汇校》

2019正版免费资料大全,十行本为诸本最古之册。此后有闽板,乃明嘉靖中用十行本重刻者。有明监板,乃明万历中用闽本重刻者。有汲古阁毛氏板,乃明崇祯中用明监本重刻者。辗转翻刻,讹谬百出。明监板已毁,今各省书坊通行者,惟有汲古阁毛本。此本漫漶不可识读,近人修补,更多讹舛。元家所藏十行宋本有十一经,虽无《仪礼》、《尔雅》,但有苏州北宋所刻之单疏板本,为贾公彦、邢昺之原书,此二经更在十行本之前。元旧作《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虽不专主十行本、单疏本,而大端实在此二本。……近盐巡道胡氏稷亦从吴中购得十一经,其中有可补元藏本中所残缺者,于是宋本注疏可以复行于世,岂独江西学中所私哉?[6]

汪少华:

《十三经注疏》传世版本,大体说来有九个系统:宋刊单疏本,宋刊八行本,宋元刊十行本,明嘉靖李元阳刊本,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刊本,明末毛氏汲古阁刊本,清乾隆武英殿刊本,清乾隆修《四库全书》本,清嘉庆阮元南昌刻本。汇校《十三经注疏》,这九大系统的版本应当通校,所有异文均应忠实地写入校勘记,形成《十三经注疏校勘记长编》。《四库全书荟要》本是不是可以断定为独立的版本系统,要通过校勘来确定,所以在实际工作中要对《荟要》本作专门的校勘。其他注疏系统的重要版本,例如《尚书注疏》蒙古刻本,《论语注疏》宋蜀刻本、元元贞平水本,《仪礼注疏》明陈凤梧刻本、嘉靖应槚刻本、清张敦仁刻本,南宋刘叔刚一经堂刻《毛诗注疏》《春秋左传注疏》,南宋福建刻十行本《监本附音春秋穀注疏》等,也要列入全面对校的范围内。

十行本是嘉靖本、万历本、崇祯本之祖,惟缺《仪礼》和《尔雅》。就《礼记正义》而言,有更早的八行本,当时藏于吴用仪家,惠栋利用此八行本校勘崇祯间毛氏汲古阁刻本,校得讹字4704字,脱字1145字,缺文2217字,文字有异者2625字,衍文971字。[7]阮元明知八行本《礼记正义》佳于十行本,但八行本已被孔继涵收藏,无缘得见,故在整理《礼记正义》时,只得选择十行本《礼记注疏》为底本,[8]而参考惠栋的校勘成果,由洪震煊“考其同异”。[9]阮元在整理《礼记正义》时,以十行本为底本,不选择八行本,乃条件所限,未能满意,[10]可以理解。

《十三经注疏汇校》是对中国文化传承的一个重大贡献。大型项目的好处是能够培养一批年轻人,但《尚书注疏汇校》是成于众手,不是杜泽逊教授一个人做的。大家做的汇校,质量怎么控制呢?刚才认真听了杜教授的汇报,我觉得整个汇校工作的程序相当好,个体的差异在这里不容易犯错误,犯了错误也可以及时纠正,完全可以保证质量。

《十三经注疏》最早的版本系统为“单疏”系统,传世有宋刊本《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公羊》、《穀梁》、《尔雅》等,面貌最古。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开雕于嘉庆二十一年仲春,次年仲秋刻成,历时十九月。[11]负责雕刻刊印《十三经注疏》者是卢宣旬,初印即清嘉庆南昌府学刻《十三经注疏》本,不无讹误。南昌府学教授朱华临于道光六年撰《重校宋本十三经注疏跋》曰:

汇校对异体字的认定非常严谨,我赞成从严,不能从宽。刚才虞先生说到中华书局的《古籍校勘释例》,那个释例原则上我赞成,但是遇到个别情况会有问题,比如它要求对古今字、通假字、异体字、俗体字一律不出校。不出校有时会失去版本的鉴别价值。比如王维《鸟鸣涧》首句是“人闲”还是“人间”,有争议,因为王维集清代本子作“人闲”。可是宋蜀刻本、元刊本有“闲”和“间”,却没有“闲”,均作“人闲”,这就排除了“人间”;清代本子中“闲”和“闲”通用、“闲”和“间”界限分明,其实也可以排除“人间”。又如《释例》中规定“凡底本不误而他本误者,一般不出校记”、“显着的版刻错误,根据上下文可以断定是非者,不论有无版本依据,可以迳改而不出校记”。我在重新点校《周礼正义》的过程中,发现《周礼正义》楚本和中华书局点校本那么优秀的点校者尚且会有误判、误改的现象,如果不出校,那就贻误后人了。凭什么认定“误”和“是非”,难度很大,所以我在上课的时候对同学说,你我这样的水准做点校,一定要出校,因为我们判定不误的,在专家看来也许恰恰是误的。回过来看这个样稿,我认为从严把握是恰当的。从出版的角度来说是麻烦的,但从利用的角度说我很愿意去看这样的本子。看上去就是一点一划的差异,但是否一定是一个字呢?有的可以判定,有的一时判定不了,就要从宽对待,留给研究者去看去判断。所以我赞成现在样稿异体字认定从严、出校从宽的处理。

另一较早的版本系统为经注疏合刻本,即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八行大字本,传世有《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礼记》、《春秋左传》、《论语》、《孟子》。

董其事者,武宁明经卢君来庵也。嗣宫保升任两广制军,来庵以创始者乐于观成,板甫就,急思印本呈制军,以慰其遗泽西江之意。局中襄事者未及细校,故书一出,颇有淮风别雨之讹,览者憾之。后来庵游幕湘南,以板移置府学明伦堂,远近购书者皆就印焉。时余司其事,披览所及,心知有舛误处,而自揣见闻寡陋,藏书不富,未敢轻为改易。今夏制军自粤邮书,以倪君模所校本一册寄示,适奉新余君成教亦以所校本寄省。倪君所校计共九十三条,余君所校计共三十八条,予因合二君所校之本,详加勘对,亲为检查,督工逐条更正,是书益增美备。[12]

漆永祥:

第三大系统是十行本,又称附释音《十三经注疏》,南宋建刊,元有翻版,明南监据以修版,阮元《十三经注疏》所从出。

可见,南昌府学刻本《十三经注疏》,有初印和道光六年朱华临修改之差异。嗣后,广东书局于清同治十年、江西书局于同治十二年、上海脉望仙馆于光绪十三年、湖南宝庆务本书局于光绪十八年、上海点石斋于光绪二十三年、上海扫叶山房于民国十三年、上海锦章图书局于民国二十一年、上海世界书局于民国二十四年先后重印阮刻本《十三经注疏》;1957年,北京中华书局又排印《十三经注疏》。[13]1979年,中华书局以原世界书局石印本《十三经注疏》为底本,与清江西书局重修本及点石斋石印本核对,改正文字讹脱及剪贴错误三百余处,于1980年10月影印问世。[14]这就是近三十年间学术界广泛使用的中华书局影印本《十三经注疏》。

这个项目在开立项论证会时,我曾经说过:山大整理十三经是本分与天职。我们从这经学史来看,如果我们相信六经是孔子整理的,然后到西汉刘向、东汉郑玄、唐代诸经《正义》、宋代“十三经”定型、明代的《五经大全》、清代《四库全书》至阮元本《十三经注疏》,这是历代纸面上的经学文献整理;汉、魏、唐以来至清的石经,又是一个石经文献系统。两者互出叠见,大概一百多年至两百年就会对经书进行一次大的董理。而现在离阮刻本将近200年了,该有人站出来时,杜泽逊和他的团队适时地出现了。

十行本之后,有明嘉靖李元阳刻本、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本、明毛晋汲古阁刻本、清乾隆武英殿刻本、清乾隆《四库全书》本、清嘉庆阮元南昌刻本,都以十行本为祖本。

今天整理《礼记正义》,就整理条件而言,要比阮元整理《十三经注疏》时的条件优越。八行本《礼记正义》及其影印本,十行本、嘉靖本、万历本、崇祯本、清武英殿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十三经注疏》,国家图书馆等馆均有藏本,[15]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之各种版本,也容易查找。

这个项目看起来只校异同,不问是非,但其不经意间解决的问题与是非,恰好也是向来所未能解决的。我只举一个例子,比如监本,因为毁版、补刻与递修,向来为人诟病,清初经学大家顾炎武、张尔岐等人就强烈质疑监本,顾炎武甚至指斥经史书籍“秦火之所未亡,而亡于监刻”,但杜泽逊教授和同学们此次提供的成果,《尚书》的最佳选择竟然是监本,这让学术界大跌眼镜,但这是他们通过多种版本的比对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给监本平了反。这就是这个项目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本来元刊明修十行本,亦即明清各本的祖本,适合作为《汇校》的底本,但就目前情况看,存在以下问题:一、“中华再造善本”影印的北京文物局藏《十三经注疏》十行本,一半以上为明正德、嘉靖修版。根据前人的校勘,重修版错误校多,并且有阙字。二、其中《仪礼》不是注疏本。因此,无法作为《汇校》的底本。后来的版本,李元阳刻本出于元刊明修十行本,校勘不精,阙字大都未能填补。汲古阁本出于北监本,校勘不精,质量在北监本之下。乾隆武英殿本文字校勘方面胜于北监,其胜处往往与宋本合,大抵参考了何焯校宋本,并且加了句读,是较为精善的版本,但是为了行文明畅,对疏文引用各书偶有更动,各篇解释篇名的疏文原在各篇,殿本统一移到各书卷首,疏文开头“某某至某某”的提示语也被删去。四库本又据殿本而再加校勘,均稍失原貌。则可考虑作底本的只有明万历北监本和清嘉庆阮元刻本。阮元刻本附校勘记,比较通行易得,如果选为底本,其校勘记是否保留,颇难定夺。如不予保留,则所谓阮本实际不全,如予保留,则校勘记外再加汇校,不无叠床架屋之病。基于以上考虑,选用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本作为底本,似较妥当。北京国子监本源于南监重修十行本,根据前人的研究结果,当时曾据宋版校正,改正错字,填补阙文,属于较为完善的官版。明崇祯年间曾对初版进行修补,修补版错误较多,阮元校勘记所利用的明北监本为修补版,所以阮元对北监本评价很低。这是一种误解。

龚本、田本、吕本《礼记正义》,都是整理本《十三经注疏》中之一种。据龚本简体版“凡例”,龚本《礼记正义》“以1979年中华书局影印清嘉庆二十一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为底本”[16];然龚本简体版“整理说明”说:“1979年中华书局据原世界书局缩印本阮刻《十三经注疏》进行了影印,并曾与清江西书局重修阮本及点石斋石印本核对,改正文字讹脱及剪贴错误三百余处。此次点校整理,即以中华书局影印阮元刻本为底本。”[17]“凡例”和“整理说明”,互相矛盾。

《尚书》做到现在这个程度,我觉得非常好,基本上重要的本子都照顾到了。将来速度可能会稍微快一点。十三经好处就是版本各自的系统是一致的、贯穿的,整理前几部后,后面的眉目就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熟练了。我的建议是,先从容易的做起,把“三礼”放在最后。在选版本时,不能无限度地扩大版本范围。

《十三经注疏汇校》的具体工作步骤是:以北监本与单疏本、八行本、十行本、李元阳本、汲古阁本、武英殿本、《四库》本、阮元本分头对校,形成八份校勘记。再将八份校勘记合成一份校勘记,也就是所谓的“汇校”。

1979年,中华书局影印的《十三经注疏》是以原世界书局石印本为底本的,并未以清嘉庆二十一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为底本影印,不知龚本的底本究竟是中华书局影印的嘉庆刻本?还是世界书局本?因为,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自嘉庆间初刻到后来翻刻,诸本之间是有差距的。笔者猜测,龚本的底本,应该是中华书局影印的原世界书局本。龚本作为《十三经注疏》整理本之一种,选择中华书局影印本为底本,无可厚非。

关于异体异形字的问题,我跟虞万里先生的看法一样。比如说信徒的“徒”右边“走”字上面这个“土”现在是左边那半点没有了变成了“上”字,这个就把它挑出来。这些字到底是反复印刷的时候断点,还是其他的原因呢?这类字如果都放在校记中可能会太多。可以在异形异体字表里面出现,将来供人参考。《异形字表》将来也是很好的副产品,给研究语言文字的人增加很多参考的价值。但是“须”和“湏”是两个字,“祗”和“祇”也是两个字。这种应该怎么处理?可以开会专门讨论一下。到底算异形字、异体字,还是就是一次性偶尔出现的错误,还是两个字,这是很值得讨论的问题。

历史上形成的《十三经注疏》的校勘成果,如武英殿本《考证》、《四库全书考证》、日本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及物观《补遗》、浦镗《十三经注疏正字》、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孙诒让《十三经注疏校记》、刘承干刻单疏本校勘记等,其内容有溢出于九大版本系统之外的异文,以及关于文字是非的判断,择要录于各条校勘记之末,作为参考。

1955年4月,台湾艺文印书馆根据嘉庆江西南昌府学重刻宋版,影印成十六开本四合一版面之《十三经注疏》。田本即以清江西南昌府学阮元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者为底本,底本应该是艺文印书馆之影印本。田本作为《十三经注疏》分段标点本之一种,选择艺文印书馆之影印本为底本,当然,亦无可厚非。

王锷:

《十三经注疏汇校》出版的形式是:正文影印明北监刻《十三经注疏》初印本,并参考乾隆武英殿刻《十三经注疏》之句读,加以断句,以便读者。《汇校》列在每卷之后。每条校记均注明原本卷几第几页第几行,然后摘句,罗列各本异文。

但是,吕本以中国书店1985年出版的景宋绍熙本《礼记正义》即“八行本”为底本。即使抛开阮元校刻本各本之间的差异不说,龚本、田本以阮元校刻本《十三经注疏》为底本,显然没有以八行本《礼记正义》为底本好。相关情况对比,吕友仁先生《〈十三经注疏·礼记注疏〉整理本平议》一文有详尽论述,兹不赘言。吕本以八行本《礼记正义》为底本,整理工作的先天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

我觉得《汇校》的成就在阮元《尚书注疏校勘记》之上。如若出版,定将取代阮元校勘本。就《尚书注疏汇校》而言,已将目前能看到的《尚书》石经本、经注本、单疏本、注疏本等四个系列的主要版本都包括进去了,并且还使用了十五种前人的校勘成果。这样校《十三经》的真的没有。

汇校工作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杜泽逊主持,计划2012年启动,2018年完成。

三、整理本《礼记正义》的标点

我觉得在一些方面尚可改进:

《十三经注疏》点校通行本

标点,古谓之句读。对古籍加新式标点,乃是近百年之事。1951年9月公布的《标点符号使用法》和中华书局编辑部草拟的《古籍点校通例》,对古籍标点工作,作用甚大。[18]然而,对古籍施加标点,尤其是对《十三经注疏》进行标点,确实是一件极其艰难的工作。没有人敢保证自己标点的古籍没有错误,但标点错误太多,破句大量出现,也是不应该的。标点古籍,一定要具备相关专业的知识,否则,即使是大专家,也会犯错误。

第一,《汇校》需要增加凡例。将来正式出版的时候要有两份凡例,各经要有一个凡例,各经的凡例完成之后,总体上《十三经注疏汇校》在这个基础上再提炼出一个每经通用的凡例。因为各经的版本系统不一样,哪些要写进校勘记,哪些不写,为什么要这样写,都需要交代。

根据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的体例,各经注疏均应选择内容较全、错误较少的版本作为底本,其他版本作为校本,凡底本不误而校本误者,不出校勘记。凡底本误而校本不误者,则据校本改正底本,皆出校勘记说明。凡底本与校本不同,难定是非者,亦出校记说明。从而形成一部错误最少、附有简明校勘记的通行本。这样的通行本适合于一般研究者、一般读者阅读使用。但是,确定异文的是非直接关系对经典的理解,而对经典的理解从来都存在一定的分歧,因此,所谓通行本是极其严肃的学术成果,必须由经学造诣较深的专家承担整理任务,并且应当聘请专家委员会做最后的审定工作,从而形成代表当代国家水平的最好的版本。《十三经注疏》点校通行本工作是《十三经注疏》整理计划的最终成果,应当分别聘请有名望的专家承担点校工作,点校的基础是《十三经注疏汇校》。点校工作与汇校工作可以交叉进行。

龚本标点的错误问题,《〈十三经注疏·礼记注疏〉整理本平议》一文指出其破句之误一百二十八例,引文错误七十例,而且这些错误,并非全部,只是“在一般性浏览中发现的,如果从头到尾认真读一遍,恐怕错误会更多”。[19]吕先生文章列举的错误,主要出现在简体本。今就吕先生所列举断句错误者十条,与繁体本、田本、吕本一一对校,以见三本标点之差异。

第二,版本和前人校勘记的简称,尚需规范。版本简称,或按行款,或按刊刻时间,或按刊刻地点,或按刊刻者姓名;校勘记简称,或按作者,或按书名,还可以再斟酌。像现在我们说的闽、监、毛,大家都已经是公认的了,《考文》、《补遗》这个大家也都很清楚。但是像顾炎武的《九经误字》等可不可以再简化一点,阮元的校勘记叫《校记甲》、《校记乙》,那么这里面牵涉的三个考证可不可以叫做《考证甲》、《考证乙》、《考证丙》。像卢文弨《拾补》,或者叫《卢校》,或者叫《拾补》等等。这些简称,要考虑学术传承,便于后人沿用。

点校工作计划在2014年启动,2019年完成。

29 页孔疏:“居不主奥”者,主犹坐也。奥者,室内西南隅也。室向南户,近东南角,则西南隅隐奥无[20]事,故呼其名为奥。

第三,《释文》需要增加校勘版本和前人校勘记。根据各经的特点,可以增加一些参校本。就《尚书》来说,可不可以考虑将黄焯的《释文汇校》作为参校本加以吸收。

链接

吕按:“室向南户,近东南角”,当作“室向南,户近东南角”。[21]

第四,《校勘记》的写法要统一。《汇校》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个别地方不是很一致。如:平“出”下有“日”字。隔两行就写成:“中”上平有“日”字,“宿”上平有“七”字,“见”上平有“毕”字。不太统一。《汇校》中书名号的使用,也需要统一。

关于《十三经注疏》

锷按:繁体本亦误,将“户”字上读。

第五,应该将经注本和注疏本归为两类,每类再按刊刻先后排列。现在《汇校》校记中,既有经注本的系统,也有注疏本的系统。目前是一律按照年代,也就是按照宋版、元版、明版、清版这样的顺序排下来的。如:“是”,八、王、纂、魏、岳、永、殿、库、阮作“足”,李、平作“定”。王、岳、李是经注本,其他是注疏本,对于熟悉《十三经注疏》版本系统的人来说,知道“李”指的是李盛铎的经注本,“闽”指注疏本,但是对于不太了解的人来说,可能就容易混淆,所以需要分开。

《十三经注疏》是我国古籍中的基本典籍,是中国经学史上汉唐经学成就的代表,与“二十四史”构成传统典籍的骨干,历来受到研究学习中国传统学术者的最大重视。因此,《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的系统整理、刊行,历来是国家高度重视的课题。尤其是明清两代,朝廷主持校刊《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已形成传统。明代南京国子监有系统修版印行的《十三经注疏》,北京国子监有重新刊行的《十三经注疏》。清初仍用明代北监版修版刷印《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到乾隆前期则由朝廷组织优秀的学者系统校勘、刻印了著名的殿版《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乾隆后期又出现了《四库全书》本《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也是精加校勘、自成系统的本子。嘉庆间,江西巡抚阮元在南昌刻印了《重栞宋本十三经注疏》。乾隆殿本和嘉庆阮元本两大系统的《十三经注疏》都附有校勘记,从而形成了经典整理出版的模式,即详加校勘,然后刊印,附有校勘记。嘉庆以来近200年间,学术界使用的通行本《十三经注疏》仍是阮元本。随着近年《四库全书》影印行世,阮本之外,殿本和库本也逐渐受到学者的关注。

田本作:室向南,户近东南角则西南隅隐奥无事,故呼其名为奥。“东南角”下当加逗号。

第六,如何反映版本缺页、墨钉及版本装订的错误。《礼记》十行本存在缺页和太多的墨丁,如何反映?需要仔细斟酌。

建国后,“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已经由国家组织优秀学者整理出了迄今最好的点校本,由中华书局出版,成为具有时代特点的通行本。“二十四史”至今还在进一步完善。这说明正经、正史的整理工作是一项复杂的、需要长期努力的工作。遗憾的是,由于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特色的《十三经注疏》的版本没有和“二十四史”同时产生。近年学术界和出版界也做出了不少努力,出版了若干点校本,但是这项工作仍有进一步努力完善的余地。

吕本作:室向南,户近东南角,则西南隅隐奥无事,故呼其名为奥。是。

最后,《汇校》目前用的唐石经是民国的摹刻本。《十三经词典》在每经词典后面都附了一个唐石经拓片,是用的明拓,个别残缺用清拓或民国拓来补。接下来的校经工作中可以加以利用。

儒家经书在流传过程中,经历了白文无注阶段、经注合一阶段、经注疏合一阶段、经注疏音义合一阶段。目前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总体上是经注疏音义合一的文本。学界认为,整理校勘“十三经”应当根据版本演变的阶段分别进行,欲追寻经文之面目,应以较古之白文本为底本,汇校古本系统,包括出土文献、古书引经等,并且参校《释文》、经注本、注疏本。欲追寻经注本之面目,应以较古之经注本为底本,汇校古本系统,包括利用疏文以校经注。欲追寻《释文》之面目,应以单行宋版《经典释文》为底本,汇校旧刻旧钞本,包括经注音义本、经注疏音义本内之音义部分。欲整理《十三经注疏》通行本,则应选择单疏本、经注疏本、经注疏音义本进行校勘,而以相对完整之经注疏音义本为底本,否则经注疏音义之异文或无可附俪。盖注疏本之整理与旨在恢复经书古本面貌之校勘实非一途,不可兼顾。白文原始文本已难求其全,故白文本原始面貌之探求大抵只能零星从事,难成系统成果。经注本之汇校、注疏本之汇校均有形成独立系统的条件。

30 页孔疏:“视于无形”者,谓视而不见父母之形,虽无声无形,恒常于心想象,似见形闻声,谓父母将有教,使己然也。

桥本秀美:

过去的校勘学家和经学家,把校勘的主要精力用于追寻经书及古注的原貌上,在出土文献、敦煌残卷、传世古写本、石经本、古刻本以及类书、古注引经等材料的校勘考证方面,作出了丰富的成果,总结出若干经书文本演变的规律,为厘清经书流传史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对唐宋时期出现的“疏”,则校勘工作相对较少。已有的成果主要是:乾隆武英殿本考证、《四库全书》本考证、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汪文台《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识语》、孙诒让《十三经注疏校记》、刘承干刻若干单疏本校勘记等,其中阮元《校勘记》成就最大。但限于当时的条件,阮元通校的本子为元刊明修十行本、李元阳闽刻本、北监本、毛本四个版本,其他单疏本、八行本、南宋十行本,大量没有直接校勘。例如《周易注疏》,阮元《校勘记》未见最早的宋刊单疏本《周易正义》十四卷,仅据钱遵王校本,而钱校本包括单疏本一种、单注本二种、注疏本一种,无法区别,阮校笼统地称为“钱校本”,单疏本的面貌无法体现。阮元也没有见到传世较早的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周易注疏》十三卷,仅据卢文弨传校明末钱求赤校影宋抄本,辗转传录,难以保证校勘记的客观性。同时,阮元没有对校清乾隆武英殿刻《十三经注疏》本和《四库全书》本,而这两个乾隆本都是精加校勘并且附有考证的版本。例如《四库全书荟要》本《周易经传注疏》,据其提要,是“以内府刊本缮录,据宋椠本、明国子监本、毛晋汲古阁本及诸家所勘宋本恭校”的。而在今天,南宋刻单疏本有民国间傅增湘影印本,宋刻八行本有《古逸丛书三编》影印本。合单疏本、八行本、元刊十行本、明嘉靖李元阳刻《十三经注疏》本、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十三经注疏》本、明毛晋汲古阁刻《十三经注疏》本、清乾隆武英殿本、清乾隆《四库全书》本、清嘉庆阮元刻本等九种重要版本形成《周易注疏汇校》,就可以大大弥补阮元的《周易注疏校勘记》,从而真正将《周易注疏》宋代以来的主要版本的文字异同汇为一编,为进一步整理《周易注疏》更好的通行本打下坚实的基础。其他各经注疏,阮元《校勘记》在网罗宋元旧刊、利用乾隆善本方面也普遍存在严重的不足。

吕按:“谓父母将有教”后之逗号应删。本句意思是说,就好像父母将要对自己有所教导或者有所使唤那样。

在不了解情况的前提下,听到杜老师选监本作底本,这照大家以前的习惯来说,感觉有点诧异。后来看到说明以后,才明白这确实是有道理的。清代前期学者阅读的注疏版本,很多学者读的都是监本,监本跟毛本都很常见,恐怕监本比毛本还要普及。可是现在想要看监本,就是看不到。都说闽本、监本、毛本是俗本。现在网络上能找到闽本和毛本的电子版,但监本找不着。现在把监本影印,是很有价值的校记部分,我觉得可以分几个部分。疏文部分选用了这么多版本进行汇校,我觉得已经非常成功,也非常可靠。经文注文的校勘,可能问题比较复杂。要做彻底的话,要对的版本可能更多,问题本身更复杂,不容易像疏的部分这样做到比较彻底的,所以可能要另外考虑。

锷按:繁体本亦误,“教”后逗号当删。

整理书稿,出版社的任务比较艰巨,要考虑的问题很多。尤其引录前人校记的部分,恐怕需要整理。有很多条目,现在的汇校部分已经解决问题了,前人校记没有更多信息的,都可以删去。阮元《校勘记》有两套,很多内容几乎完全一样,只是顺序倒过来,而且我们都可以很容易核查到。那么这些部分可以考虑适当的整理。

田本作:谓父母将有教使已然也。标点不误,但“己”误作“已”,疑手民之误。

叶纯芳:

吕本作:谓父母将有教使己然也。是。

杜老师能够带领学生承担起《十三经注疏》汇校这个重大的责任,给学者、学子提供更新、更好的《十三经注疏》版本,对于我们研究经学的人来说是个好消息。日本学者加藤虎之亮一个人花了33年的时间,用194种经注疏、释文还有他校的资料,完成了《周礼经注疏音义校勘记》。33年的时间做了这个工作,等于一个学者一生之中最宝贵的时间,通通投入到这个工作上。杜老师的团队花了两年的时间就把《尚书》的校勘工作做完,加藤先生当年如果有杜老师这样的工作团队,相信能够更加有效地利用学者短暂的学术生命。同时,在校勘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加藤先生的校记中的异文,总是某几种版本同样作某字,大致上《周礼》的版本可以分成两个系统,所以我在想,汇校的工作不仅仅只是校异文的工作,提供给学界一个比较好的本子,在版本源流系统的研究上面也有很大的帮助,我相信杜老师团队的汇校工作,最后应该也可以达到这个学术价值。

39 页孔疏:“其传辞司仪之交摈也”。

何朝晖:

吕按:当作“其传辞,《司仪》之‘交摈’也”。郑注《周礼秋官司仪》云:“交摈者,各陈九介,使传辞也。”

这个校勘记的文本,是经过学生们多次校对并写出校勘记,最后经过杜老师亲自审核修改才产生的。我谈几点看法。

锷按:繁体本作:其传辞,司仪之交摈也。“司仪”当加书名号。

一个是我们是“校异同,不定是非”,在这个校勘记中我可以体会到杜老师对每个问题的处理都很慎重、很客观,不加进自己主观的东西。有些地方是不是可以增加一点说明性的文字,这样可能会给读者的阅读提供一些方便。比如校勘记第一页引文选楼本阮元校勘记里面说:“凡十六篇。‘凡’,叶本作‘此’。”这个“叶本”到底是什么本子?是不是可以以某种方式作一个说明。

田本作:其传辞、司仪之交摈也 。标点错误,将“传辞”与“司仪”并列。

其次,目前校勘记篇幅很长、体量很大,我想还是有“瘦身”的空间的。阮元的校勘记现在用的是两个版本:一个是文选楼本,一个是南昌府学本。文选楼采用的底本是毛本,南昌府学本是以十行本作底本。因为它们所用的底本不同,所以校勘记的文字表述不同,但实际上很多时候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合并?我认为可以。

吕本作:其传辞,《司仪》之“交摈”也。是。

另外还有一点,校勘记在行文中对各个校本用的都是简称,比方说这个地方“八”作什么,“十”作什么,“要”作什么,“库”作什么。以前各家的校勘记似乎都加了一个“本”字来表示版本,比如“古本”、“宋本”、“殿本”、“库本”,这样读起来似乎比较顺畅。如果不加“本”字,读者不容易分清这个字到底是表示一个版本,还是叙述文字当中的一个字。出版时是不是可以考虑用反白的形式或其他标记来突出代表版本的这个字,这样读者看起来就一目了然了。

57 页郑注:“先食胾,后食殽。殽,尊也。”

刘心明:

吕按:当作“先食胾,后食殽,殽尊也。”此观孔疏可知。按孔疏云:“纯肉为阴,阴,卑也。带骨为阳,阳,尊也。尊,故后食之。”

对于这项工作很佩服,看到样稿后颇受启发,自己收获很大。提三条想法:

锷按:繁体本作:先食胾,后食殽。殽,尊也。误。

一、 异形异体字问题。其中有些可以调整到表中,但又不能一例处之,如“体”和“躰”,一为形声,一为会意,不好简单合并,所以应该出校。

田本作:先食胾,后食殽,殽,尊也。误。

二、 缺损字的问题。因为严格说来有的不是版本问题,是印本问题。我们若能看到初印本,也可能不缺。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种处理方法:一种是补足之后如无争议就可以不用出校了。一种则确实需要保留,因为产生了新字,如“徒”和“徙”、“重”和“垂”,这种都是可以保留的。

吕本作:先食胾,后食殽,殽尊也。是。

三、对将来工作的建议。校勘记有的地方可以精简、合并,如浦镗《正字》引文摘句与北监摘句相同,可以不重摘,直接写浦镗的意见即可。

59 页孔疏:此皆是公食。下大夫礼云:“若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铏﹑九俎﹑庶羞二十也。”

徐俊:

吕按:“公食”后句号当删。所谓“公食下大夫礼”,意谓国君设宴招待下大夫之礼。详《仪礼公食大夫礼》贾公彦疏。

作为“《十三经注疏》汇校”项目的合作者和出版方,我们希望在进入编校环节以后,能够最终是把书出好,让它的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充分发挥。

锷按:繁体本作:此皆是公食。下大夫礼云:“若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铏﹑九俎﹑庶羞二十也”。误。

我们长期做古籍整理出版,能感受这项工作的艰辛。书稿进入编校环节后,工作也非常大。像我们现在做的“二十四史”修订,也非常艰难。当然,做好项目最关键的是主持人和团队。杜先生在古文献学方面的成就,是大家有口皆碑的。团队也非常强,尤其是刚才看到这个46人的“校经处”名单,我更相信他们能顺利完成这项工作。

田本作:此是公食下大夫礼云,若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铏﹑九俎﹑庶羞二十也。不确。

关于异体字的问题,我想分开说,首先还是校勘的总原则,是“取其详”,还是选择性的?如果是“取其详”的办法,那么还是要尽量保留。这个原则确定后才是判断,判断就涉及到古籍整理规范。古籍的异体字问题,再分细一点,还有异形字。我觉得《十三经注疏》汇校,还是应该强调出有价值的异文,将字形异写大量入校,会稀释校勘记的质量。

吕本作:此皆是公食下大夫礼云。若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铏﹑九俎,庶羞二十也。是。

一般古籍整理图书中,异体字是可以适当改为通行字的,异形字、异写字则可以径改。但径改的前提是必须确定二者是同一个字,首先是字形相近,其次是绝无歧义。这个改字标准,也许可以参考,来确定校勘记的取舍。

63 页:正义曰:“齐,酱属也。齐﹑酱﹑菹,通名耳。”

另外刚才有先生提到校勘记如何删并的问题。前人校勘记和札记已经提到,这次新校也涉及到的,二者有重合,是否删并?我个人觉得这类删掉挺可惜,因为前人所用的未必是我们所用的本子,即使同一个版本系统,实际使用的本子也会不一样。我们这次是版本核对所得,与前人札记里面所记的,不能相提并论。即使所校相同,也是对前人成果的印证,是新的校勘成果对前人的一个回应,这一部分我建议删的时候要谨慎,尽量能留。

吕按:“齐﹑酱﹑菹,通名耳”,当作“齐,酱菹通名耳”。郑注《周礼天官酰人》云:“齐,菹酱。”可证。

俞国林:

锷按:繁体本作:正义曰:“齐,酱属也。齐﹑酱﹑菹,通名耳”。误。

我看了其中一些校记,仅就出版方面来简单谈四点。第一点,就是校记中版本简称要不要“本”字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加上比较合适。方才何老师说可以用符号来表示,这在技术上也是能够做得到的,比如外加一个框来表示书名。第二点,是有关字形的问题。杜老师之前也说过做了个《异形异体字表》。一般的异体字是可以不用出校的,但还有一些并不是异体字,只是字形不一样。崔老师刚才也提到这个“谥”字,有的地方这个“谥”字上面不是“”字,而是“兮”字。还有就是这个“益”字,底本里面这个字的上面不是两点往里的,而是往外的,像个“八”字一样;现在校记里也写成这个样子,但这个字在字库里面是没有的。这里不是说必须要用哪个部分,而是这些造字该怎么统一的问题。十三经字数本来就比较多,造字又繁不胜烦,一不留神就会出错。还比如“北”和“比”字,“朔方”、“北方”,没有说“此方”的。如果校记里只是区分“北方”和“此方”的话,那还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关键是现在的这个“北”字,上面的那一横是贯穿的——,这个字就没办法弄了。而在“北方”指“朔方”的情况下,肯定是个“北”字,因为下文有“南方”与其相呼应。对于出现的这种字形,是不是统一为通行的“北”字呢?还有一个字,就是“校”字,古书里有提手旁的,是否需要说明或者出校?第三点,是关于书名号问题。有些校记校的时候校的是文字,比如“泰誓”,校记中有“某本无‘泰誓’二字”,下面又说“泰誓,本无此二字”,这里“泰誓”二字又是书名了。作文字时是不需要加书名号的,但作为引用书名时就得用书名号。在直排书里,我们可以采用专名线标点,一来不增加行文篇幅,二来看起来也很美观。最后一点,就是引号问题。就是关于校到某个字的时候就会用引号表示要校的这个字,但有些有引号,有些却没有,需要再统一一下,方能显得眉目清晰。

田本作:《正义》曰:齐,酱属也。齐﹑酱﹑菹,通名耳。误。

程远芬:

吕本作:正义曰:“齐,酱属也”,齐,酱菹通名耳。是。

作为校经处成员,借这个机会向各位先生汇报一下,在校勘《尚书注疏》过程中,所获得的一项成果,那就是阮元刻本新增加的错误。

90 页孔疏:《淮南子》云:“上有丛蓍,下有伏龟。卜筮实问于神,龟筮能传神命以告人。故《金縢》告大王﹑王季﹑文王云‘尔之许我’,乃卜三龟,一袭吉。是能传神命也。”

阮元刻本通行二百多年,并不是说它很理想,但是却无法对他的错误进行彻底的清理,因为这种清理工作,并不是拿另外一个版本与阮刻本对校就能解决的,而是必须把阮刻本以前的重要版本全都校过,才能发现阮刻本独有的异文,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判断阮刻本新增加的错误。

吕按:《淮南子》之文没有这么长,《金縢》之文也没有这么短。当作:《淮南子》云:“上有丛蓍,下有伏龟。”卜筮实问于神,龟筮能传神命以告人。故《金縢》告大王﹑王季﹑文王云:“尔之许我,乃卜三龟,一袭吉。”是能传神命也。(按:《淮南子》云云,见《说山训》)

我们在《尚书注疏汇校》中对对阮刻本独有的异文进行了清理。除了常见的异形异体字不入校以外,阮刻本独有的异文入校勘记的有501字。这其中仍然有不少可以认为是异体字的情况,如“于”和“于”,这两个字并不对等,我们这里姑且不算它是错字。除掉这些以外,绝对的异文,并且能够确定是阮刻本错误的,仍然有469个,都是阮刻本独有的。因此我们基本可以认定,这469个错字,是阮刻本新增加的。

锷按:繁体本作:《淮南子》云:“上有藂蓍,下有伏龟。卜筮实问于神,龟筮能传神命以告人。故《金縢》告大王﹑王季﹑文王云‘尔之许我’,乃卜三龟,一袭吉。是能传神命也”。误。

我们可以借助《尚书注疏汇校》,认识各个版本的缺陷,同样,也可以借助汇校,认识各个版本的优长。将来要整理出一个错误较少的《尚书注疏》文本,没有这样的汇校,是不可能的。研究版本学,要判断什么样的版本是善本,没有这样的汇校,也是办不到的。因此,《尚书注疏汇校》是一份重要的参考资料,其学术能量会逐渐释放出来。

田本作:《淮南子》云:上有藂蓍,下有伏龟。卜筮实问于神,龟筮能传神命以告人。故《金縢》告大王﹑王季﹑文王云:尔之许我乃卜三龟,一袭吉是能传神命也。对《淮南子》引文的断句正确,但对《金縢》引文的断句有误。

吕本作:《淮南子》云:“上有藂蓍,下有伏龟,卜筮实问于神,龟筮能传神命以告人。故《金縢》告大王﹑王季﹑文王云:尔之许我,乃十三龟,一袭吉。[22]是能传神命也”。误。吕本将全文作为《淮南子》文,又将“卜”误为“十”。标点则不误。

91 页孔疏:郑云:“若一吉一凶,虽筮逆犹得卜之也。”则《洪范》所云者是也。

吕按:郑玄无此语。“若一吉一凶”云云,乃孔颖达疏文。此由失校而误标。据古钞残本,“郑云”作“郑所云者是也”,是。此数句经整理后,当作:郑所云者是也。若一吉一凶,虽筮逆犹得卜之也,则《洪范》所云者是也。

锷按:繁体本作:郑云:“若一吉一凶,虽筮逆犹得卜之也。”则《洪范》所云者是也。误。

田本作:郑云:若一吉一凶虽筮逆犹得卜之也。则《洪范》所云者是也。误。

吕本作:郑所云者是也。[23]若一吉一凶,虽筮逆,犹得卜之也,则《洪范》所云者是也。是。

98 页孔疏:今作《曲礼记》者,引此他篇杂辞而来,为此篇发首有“故”也。

吕按:当作:今作《曲礼》,记者引此他篇杂辞而来,为此篇发首有“故”也。

锷按:繁体本作:今作《曲礼记》者,引此他篇杂辞而来,为此篇发首有“故”也。误。

田本作:今作《曲礼》,记者引此,他篇杂辞而来为此篇发首有“故”也。不确。

吕本作:今作《曲礼》,记者引此他篇杂辞而来为此篇,发首有“故”也。不确,“为此篇”当属下读。

100 页孔疏:云“乘车”,则君皆在左。若兵﹑戎﹑革﹑路,则君在中央,御者居左。

吕按:当作:云乘车,则君皆在左。若兵戎革路,则君在中央,御者居左。这里标作“若兵﹑戎﹑革﹑路”,误。

锷按:繁体本作:云“乘车”,则君皆在左。若兵﹑戎﹑革﹑路,则君在中央,御者居左。误。

田本作:虽处左而不敢自安,故恒冯式云:乘车则君皆在左,若兵戎革路则君在中央,御者居左,故成二年韩厥代御居中[24]。

田博元先生对兵戎、革路的理解没有问题。但将“冯式”作为人名,加专名线,将“乘车”至“居中”作为“冯式”说的话,谬矣!《曲礼上》曰:“乘路马,必朝服,载鞭策,不敢授绥,左必式。”意思是臣子驾驭国君之车路马,一定要穿上朝服,虽然带有马鞭,但备而不用,也不敢把登车的绳子递给别人,并要站在路马的左边,必须凭轼致敬。冯式是凭轼致敬,非人名。

吕本作:虽处左,而不敢自安,故恒冯式。云乘车则君皆在左,若兵戎革路,则君在中央,御者居左。是。

以上十条,均《曲礼上》之注疏文字。经过对比,吕先生文章列举龚本简体版断句的错误,繁体版亦误;田本有八条错误,两条不确切,且有其它讹误;吕本有一条错误,一条不确切。相对而言,《礼记正义》之文字,《曲礼》篇是比较容易断句的。通过对比,龚本、田本和吕本之标点优劣,可见一斑。

吕本对经文的标点,也十分严谨。整理者针对“经文异读的标点问题”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采取的作法是基本从郑从孔。因为经、注、疏三者一体,如果不据郑注、孔疏去标点经文,那么解释经文的郑注、孔疏将无法标点。这并不表示我们盲从,而是不得不如此。如果别家之说确有道理,则采取出校说明的办法。”[25]

兹举一例:吕本《礼记正义》卷一:“若夫,坐如尸,立如齐,礼从宜,使从俗。”郑玄注“若夫”曰:“言若欲为丈夫也。”孔颖达《疏》曰:“‘若夫’者,凡人若为丈夫之法,必当如下所陈,故目丈夫于上,下乃论其行以结之。”[26]按照郑玄、孔颖达的解释,必须在“若夫”二字下断句。然宋以来学者,对“若夫”二字有不同解说,故整理者在“校勘记”中说:

陈澔《礼记集说》引朱熹云:“刘原父云:此乃《大戴·曾子事父母》篇之辞,曰:‘孝子惟巧变,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齐,弗讯不言,言必齐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为人子之道也。’此篇盖取彼文,而‘若夫’二字失于删去,郑氏不知其然,乃谓此二句为丈夫之事,误矣。”今按刘说见《七经小传》,朱说又见《朱子语类》。自刘、朱二氏倡为此说,后之治《礼记》者无不和而同之。如刘、宋二氏说,“若夫”当连下为句。[27]

对经文异读和标点如此处理,是科学的,也是符合古籍整理规范的。龚本、田本对异读问题,虽然没有明确的规定和说明,但就“若夫”条来看,也是尽可能依据郑注、孔疏的解说而标点。总体而言,吕本标点,显然优于龚本和田本。

四、整理本《礼记正义》的校勘

校勘,是古籍整理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道工序。对古籍尤其是唐宋以前的经典古籍进行整理,因流传版本众多,讹错衍倒现象比较严重,校勘工作是必不可少的。

阮元在整理《十三经注疏》时,在确定好底本以后,于每经前面,均列“引据各本目录”,罗列校勘该书时使用的版本。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礼记正义》的“引据各本目录”,分经本、经注本、注疏本、校本和释文五类。经本有石经、南宋石经,经注本有岳本、嘉靖本,注疏本有附释音本、闽本、监本、毛本、卫氏《集说》,校本有惠栋校宋本、卢文弨校本、孙志祖校本、段玉裁校本、考文宋板、浦镗校本,释文有通志堂本、叶本、抚州公使库本。大多数版本下,以双行小字形式说明该本的特征。如“附释音本”下曰:“此即所谓十行本,据十行本以校各本,故又称十行本为此本。此本为南宋时原刻,中有明正德时补页,山井鼎即据以为正德本是也。”“惠栋校宋本”下曰:“宋刊本《礼记正义》七十卷,不附释音,惠栋据以校汲古阁本。”“卫氏《集说》”下曰:“宋卫湜《礼记集说》,通志堂刻本,其中载注疏不全,亦间有删节改次,不可尽据。惟当其未经删节改次之处,所据之本,究系真宋本。”[28]

从《礼记正义》“引据各本目录”看,阮元在校勘《礼记正义》时,几乎将当时条件所能找到的《礼记》白文本、经注本、注疏本和名家校本、《释文》本一网打尽。阮元校勘《礼记正义》,所使用的校勘文献,可以分为五类,一是利用传世原始文献进行校勘,如岳本、嘉靖本、闽本、监本、毛本;二是利用碑刻文献校勘,如石经、南宋石经等;三是利用转引文献校勘,如卫氏《集说》本,因卫湜《礼记集说》保留了部分宋板《礼记正义》的原貌;三是注意吸收当代名家校勘研究的成果,如惠栋校本、卢文弨校本、孙志祖校本、段玉裁校本、浦镗校本等,惠栋、卢文弨、段玉裁等,都是清代干嘉时期校勘学大家;五是借鉴国外学者研究的成果,如日本山井鼎、物观《七经孟子考文补遗》[29]的成果。距今近二百年前的阮元,在整理《礼记正义》时,有如此卓识,令人钦佩!

龚本简体版在“凡例”中“校勘”部分,有六点说明,为便于讨论,征引如下:

1.此次整理,原则上以全面吸收清·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和清·孙诒让《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成果为主。凡阮校或孙校已有明确是非判断者,依据之对底本正文进行改正;无明确是非判断者,出校记说明,对于因文字出入而可能导致所证事实完全不相符合或性质形成较大差异的,整理者略作考证以决定取舍。2.所有校勘均置于相应的页下。……3.校勘一般不照抄原文,按统一格式对阮、孙二校的原文作适当改写,力求简明扼要,并在校勘行文中分别标明“阮校”、“孙校”。4.凡阮校或孙校未作是非判断,仅引用他人或他书的按语,校勘行文中则不标“阮校”或“孙校”,而直接标明为某人或某书的观点。5.……校勘中凡仅涉及版本异同而未标明“阮校”、“孙校”者,均为吸收阮校的成果。6.凡整理者自己的校勘成果,均加“按”字。如同条有几个人或书的观点,则整理者的按语列在最后。如前面的按语中不可避免要出现“按”字,则标“今按”或“整理者按”字样,以示区别。[30]

此“校勘凡例”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条:一是全面吸收了阮元和孙诒让的校勘成果。二是对阮元、孙诒让有明确是非判断者,对底本进行改正;无明确是非判断者,略作考证决定取舍。三是将所有校勘记放置于当页下。四是对阮元、孙诒让的校勘记进行了改写;校勘中凡仅涉及版本异同而未标明“阮校”、“孙校”者,均为吸收阮校的成果。五是作者自己的校勘成果用“按”、“今按”、“整理者按”加以区别。

但龚本简体版只吸收了阮元、孙诒让的校勘成果,并未利用其它《礼记正义》的版本或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礼记正义》进行校勘,对王引之、孙希旦、俞樾、王国维、黄侃等学者的校勘成果,也没有吸收。那么,其校勘成果从何处而来?令人莫明所以。难怪吕先生文章列举出龚本简体版失校七十一例,就是校勘记的撰写,也不符合学术规范。[31]

翻阅龚本简体版的“校勘记”,发现加“按”、“今按”、“整理者按”者较少。几乎所有的“校勘记”,是删改阮元“校勘记”而成,偶尔增加孙诒让“校勘记”。大多数“校勘记”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直言“×,×、×本同”,或作“×,原作×”;一部分作阮校:“×本×作×”等。如第1页第一、四条校勘记如下:

“礼记”,闽、监、毛本同。《考文》云:“宋板无‘礼记’二字。”阮校:“案此‘礼记’二字不当冠此节正义上,当次在‘曲礼上第一’下,如此本二卷以后题式,庶为得之。

“大”,惠栋校宋本同,闽、监、毛本作“太”。阮校:“案《礼运》作‘大’。经典‘太’字多作‘大’。《荀子·礼论》‘以归大一’,杨琼[32]注云:‘大读为太。’”

阮元校刻本《礼记正义》的“校勘记”原文如下:

礼记 闽、监、毛本同。《考文》云:“宋板无‘礼记’二字。”案此“礼记”二字,不当冠此节正义上,当次在‘曲礼上第一’下,如此本二卷以后题式,庶为得之。

故礼运云夫礼必本于大一 惠栋校宋本同,闽、监、毛本,“大”作“太”。案《礼运》作“大”。经典“太”字多作“大”。《荀子·礼论》”以归大一”,杨倞注云:“大读为太。”[33]

比较这两条校勘记,龚本简体版除在阮元两条校勘记文字中间增加“阮校”二字外,内容没有任何变化,反而将阮元原来的校勘记割裂为二,这种做法,除了容易引起读者误解外,毫无意义。

繁体版的“校勘凡例”增加为九点说明,与简体版说明比较,《礼记正义》的整理,注意吸收了朱彬《礼记训纂》的成果,也择要吸收了近现代学术界有关的校勘、辩证、考异和正误等方面的成果,这是一个进步。但“校勘记”的撰写格式仍同于简体版。如第10页第四、五条和第11页第三条校勘记如下:

“咎”,闽、监、毛本、岳本、惠栋宋本作“舅”,嘉靖本、宋监本同。阮校:“案作‘咎’者,《释文》本也;作‘舅’者,正义本也。今正义本亦作‘咎’,则后人依《释文》改之。疏中‘舅’字尚仍其旧。卫氏《集说》亦作‘晋舅犯’。”孙校:“抚州本作‘舅’。”

“贤者至勿有”,惠栋校宋本无此五字。按:惠校本疏下多不标经文起迄,后不一一出校。

“慢”,闽、监、毛本同。《考文》云:“宋板‘慢’作‘恨’。”朱彬《礼记训纂》作“恨”。

阮元校刻本《礼记正义》的“校勘记”原文如下:

晋咎犯 闽、监、毛本同,岳本同,惠栋校宋本“咎”作“舅”,嘉靖本同,宋监本同。案:作“咎”者,《释文》本也;作“舅”者,《正义》本也。今《正义》本亦作“咎”,则后人依《释文》改之。疏中“舅”字,尚仍其旧。卫氏《集说》亦作“晋舅犯”。〇凡宋监本与监本同者,不载。

贤者至勿有 惠栋校宋本无此五字。

憎谓己所嫌慢 闽、监、毛本同。惠栋校宋本“己”作“已”。《考文》云:“宋板‘慢’作‘恨’。”[34]

比较这三条校勘记,龚本繁体版增加了一些校勘内容,第10页第四条校勘记吸收了孙诒让的校勘成果;第五条校勘记增加了“按惠栋校宋本”等十九字校勘内容,但没有具体说明,不知依据何在;第11页第三条校勘记,增加了“朱彬礼记训纂作恨”八字,因有说明,知道是与《礼记训纂》对校的结果。而其它没有增加校勘内容的校勘记,与简体版一样,除在校勘记文字中间增加“阮校”外,具体校勘内容没有变化。

所以,龚本在校勘方面,除吸收了孙诒让、朱彬等的校勘成果外,有很多《礼记》研究和校勘的成果没有借鉴,且对阮元的“校勘记”任意改动,不符合古籍整理规范。

田本“十三经注疏分段标点凡例”没有说明对校本,对《礼记正义》没有进行校勘,只是分段和标点。然其“补正”曰:

1.原文有讹误,而阮《校》未见者,列其正字于讹字之下,并加以表示之,如:“志相传也”。如属脱漏,而阮《校》未见者,则加以表示之,如:“”。2.《疏》文有错简,加并说明如下,如:“”。若阮《校》已发现其为错简者,《校》文依旧,其错简之文字移正于适当位置后,仍加并说明其下,如:“”

据此可知,田本依据阮刻本对相关的讹字、脱漏和错简进行了处理。另外,田本调整了阮刻本的原有格式,在经文、注文、释文、疏文和校勘记前,增加、、、、等字,以示清晰;经文以段为单位,在相应经文后加数字序号①②③等,然后将注文按照①②③逐行排列;疏文也是逐条逐行排列;对原有“校勘记”,于每类首条上冠以、、等字,每类又逐行逐条排列,行格齐一,没有删减文字。这样的格式,加之每页有界行,经文是黑体字,板式清晰,阅读方便。

田本对《礼记正义》没有利用其它版本进行校勘,所以,也就没有新的校勘成果,只是对阮刻本《礼记正义》的“校勘记”进行标点而已。

吕本对整理《礼记正义》时所使用的参校本和采用的前贤校勘成果,作了详细说明。吕本使用的参校本,经文有《唐石经》、北宋二体石经《礼记·檀弓》残石、宋高宗御书石经中的《中庸》残碑。经注本有清武英殿仿宋岳珂刻本、清张敦仁影刻宋淳熙四年抚州公使库本、宋刻本《纂图互注礼记》,另参考了黄永武《敦煌宝藏》中的《礼记》残卷。注疏本有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刻《十三经注疏》本中的《附释音礼记注疏》本、古钞本《礼记正义·曲礼下》残卷、《四部丛刊》影印的北宋残本《礼记正义》;另外还参校了魏了翁《礼记要义》和卫湜《礼记集说》,因为二书保留了部分宋本《礼记正义》的原貌。

吕本采用的前贤校勘成果有阮元《礼记注疏校勘记》、日本山井鼎和物观《七经孟子考文补遗》、浦镗《礼记正误》、王引之《经义述闻》、张敦仁《抚本礼记郑注考异》、王夫之《礼记章句》、孙希旦《礼记集解》、朱彬《礼记训纂》、孙诒让《十三经注疏校记》、汪文台《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识语》、俞樾《羣经平议》、王国维校阮本、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王祖畬《礼记经注校证》、潘宗周《礼记正义校勘记》、于鬯《香草校书》等十六种。据笔者所知,在校勘方面研究《礼记正义》的代表性成果,整理者几乎都参考了。此举一列,吕本卷一在“礼记郑氏注”有“校勘记”说:

礼记郑氏注 此五字原脱,阮本同。阮校云:“‘曲礼上第一’下当有‘礼记郑氏注’五字。《石经》、嘉靖本皆有,《正义》本亦当有。观此节《正义》云‘《礼记》者,一部之大名;《曲礼》者,当篇之小目。既题《曲礼》于上,故着《礼记》于下,以配注耳’,是解‘礼记’二字。又‘郑氏者,姓郑,名玄’云云,是解‘郑氏’二字;‘注者,即解书之名’云云,是解‘注’字。皆随文诠解也。”山井鼎说与阮同,《考文》引足利本亦有此五字,因据补。[35]

吕本补“礼记郑氏注”五字,在“校勘记”中说明缘由,充分吸收了阮元和山井鼎的校勘成果。其“校勘记”撰写之规范,较之龚本,不可同日而语。

因八行本没有附陆德明《礼记释文》,故吕先生在整理时,经过比勘,以清嘉庆十一年张敦仁影刻本《释文》为底本,将《礼记释文》补加,参校本有宋刻宋元递修本、徐干学《通志堂经解》本、卢文弨《抱经堂丛书》本、阮刻本所附《礼记释文》、黄焯《经典释文彚校》等。对《礼记释文》的补加,如此谨慎,也显示了整理者的卓识。

吕本对经文的错简、“校勘记”中“诸本”一词之含义和八行本、惠栋校宋本、《考文》所引宋板是一书等问题,也作了交待。

吕本排版格式是经文大字,注、疏、释文是小字;经文分段,先大字经文,下双行小字是注文和释文,经文和释文之间用“○”隔开;疏文放置于整段经文后,标一字,每条疏文均单另起行;“校勘记”置于每卷末,板式清晰。

就《礼记正义》之校勘而言,吕本也远优于龚本、田本。

五、整理本《礼记正义》的序跋和附录

一部规范的整理本古籍,一般在书前后有序跋。黄永年先生说:

这不是整理古籍的方法而是整理的一个工序,但任何古籍在整理后都少不了这个撰写序跋的工序。当然,只有在做好其它工序的基础上纔有可能写出好序跋,但真正要写出好序跋,还得有更多的学问。

要告诉读者为什么要整理点校或注译这部古籍……因为这是谈意图,谈目的。如果没有,读者就会问整理它干什么呢?要介绍古籍撰作者的生平事迹,如有原注,还要讲注者的生平事迹。……要简要地对本书的内容作介绍,如有原注也要介绍。……介绍内容优劣要对读者真正有帮助。……要讲清楚所用底本的版本及其渊源优劣,还要讲其它各种版本的渊源优劣,从而向读者交待选择底本和对校本的理由。……要讲清楚自己如何给本书作校勘,作注释,作今译,作索引。要讲方法,讲体例,讲清楚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采取这种体例。可以讲得具体些,包括遇到过什么困难、如何克服都可以讲,这对读者阅读本书以及了解校勘注译者的真实水平都有好处。……有的书除有序、有出版说明外,还冠有凡例,则校勘、注、译以及作索引的具体方法和体例可放在凡例里详细讲,序里只要把工作的情况大体交待一下就可以,否则易于重复。工作中得到过谁的帮助,接受过谁的指导,承用了谁的见解,吸取了谁的成果,都必须一一交待清楚。这不是客套,而是对学问、对读者忠实。此外,序和跋要注意分工,如果序里已把所有的事情都讲得很清楚,就不必再写跋。[36]

黄先生对整理古籍时撰写序跋的重要性、序跋的内容和撰写序跋目的、要求进行了阐述,充分说明了序跋在整理古籍中的重要地位。

龚本、田本和吕本,三书都有序,均无跋,这未尝不可,但三书的序言有差异。

龚本前有李学勤先生“序”和“整理说明”。李序论述了“六经”的名称来源、《十三经》和《十三经注疏》的形成过程、阮刻本《十三经注疏》的价值和整理《十三经注疏》的意义,是一篇精彩的序言。“整理说明”阐述《十三经》之来历、学术价值和《十三经注疏》汇刻的经过,同时对标点、文字处理、校勘和吸收研究成果等作了说明。另外保留了阮刻本《十三经注疏》和阮刻本《礼记正义》原有之序,对读者阅读本书,具有导航作用。但是如前所述,李先生“序”和“整理说明”及“凡例”均是针对《十三经》整理的总体设计,并非专指《礼记正义》等一经的整理而言,有宏观而无微观,而对于《十三经》这样的既极其重要,产生形成又极其长远的经部丛书来说,其中的每一种经都历经漫长的文本定型与地位确认的曲折历程,光有一篇总序的介绍,无疑是不够的。

田本的情况类似龚本。前有曾济羣、赵丽云、周何三位先生的各撰一篇“序”,但亦是综述整理《十三经注疏》的缘起、经过和阮刻本《十三经注疏》的价值,从中可以了解他们整理《十三经注疏》的艰辛。只是针对《礼记正义》,整理者也没有单另撰写序跋。

吕本则迥然不同。除了书前有张岂之、周天游先生撰写的《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序》,论述了《十三经注疏》的重要性、阮刻本《十三经注疏》的缺陷、重新整理《十三经注疏》的缘由和大原则,《礼记正义》整理者吕友仁先生又撰写了《校点前言》,从六个方面论述了《礼记》的书名、《礼记》四十九篇的编者与作者、《礼记》的内容与《礼记》地位的日益上升、郑注和孔疏的优缺点、校勘底本参校本和前人成果之吸收以及校勘原则等问题,将整理《礼记正义》相关的问题,交待得既详尽到位又明白清楚,既说明了整理者所做的工作和工作方法,也阐述了《礼记》以及郑《注》孔《疏》的价值,充分体现了整理者治学之认真和对读者的忠实态度。

附录也是古籍整理中很重要的一道工序,如何收集资料并进而编为附录,是有讲究的,也是我国古籍整理的优良传统。黄永年先生论述“编纂附录的目的”时说:

收集有关作者的材料,以便读者对作者有较多的了解,这对读本书往往很有帮助。收集有关本书的材料。疏集有关本书刊刻的材料,这对读本书当然更有直接帮助。因此,编附录是件有益的工作,只要有可能,在整理古籍以及影印古籍时应该重视这项工作。[37]

只要对阅读整理本有用的资料,尤其是有关作者、内容和本书刊刻的材料,都是非常重要的,都可作为附录。

龚本和田本,在书后没有编制附录,而吕本书后则有附录。吕本附录包括《四库全书总目》中《礼记正义》提要、阮元《〈礼记注疏〉校勘记序》、陈鳣《宋本〈礼记注疏〉跋》、惠栋《〈礼记正义〉七十卷跋》、李盛铎《〈礼记正义〉七十卷跋》、袁克定《〈礼记正义〉七十卷跋》、张元济《〈礼记正义〉七十卷跋》、潘宗周《〈礼记正义〉校勘记附识》、潘世兹《重印〈礼记正义〉校勘记序》、张元济《〈礼记正义〉古钞残本及单疏残本跋》十篇。这些跋文,比较详尽地论述了八行本《礼记正义》的流传及其校勘价值,十分重要。[38]整理者将其汇集附于书后,为读者提供了重要的数据,也凸显了整理者的高见。

以上通过对龚本、田本和吕本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吕本在凡例的制定、底本的选择、对校本的确定、标点、校勘和序跋的撰写、附录的收集等方面,都做得十分规范。吕友仁先生曾撰有《礼记全译》、《周礼译注》二书[39],撰写过十多篇有关《三礼》研究的论文,对《三礼》有很深的研究,其丰厚的积累,保证了上海古籍出版社《礼记正义》整理本的质量。可以说,吕本是一部超越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礼记正义》的高水平的古籍整理著作,也是当今《礼记正义》的最佳整理本。

古籍整理是严谨、科学的学术研究工作,也是研究国学的基础。基础的坚固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学研究的水平。我们常对清代干嘉学术称赞有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清代学者在整理古籍方面,成绩卓越。就经学典籍的整理和研究来说,无论是《通志堂经解》、《四库全书》经部、《清经解》、《清经解续编》的编纂,还是《十三经注疏》的整理,都为后人研究经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今天整理古籍,理应比清人做得更好,但实际情况不如人意,值得思考。

2009年2月19日初稿, 2009年6月12日定稿。

注释:

[1]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重刻宋板注疏總目錄》,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0年,頁2。

[2] 野間文史《讀李學勤主編之〈標點本十三經注疏〉》,《經學今詮三編》——《中國哲學》第24輯,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681—725;呂友仁《〈十三經注疏·禮記注疏〉整理本平議》,《中國經學》第1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100—131。

[3] 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

[4] 黃永年《古籍整理概論》,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

[5] 呂友仁整理《禮記正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11—12.

[6]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重刻宋板注疏總目錄》,頁1—2。

[7] 王鍔《字大如錢,墨光似漆——八行本〈禮記正義〉的刊刻、流傳和價值》,《圖書與情報》2006年第5期,頁106—111。

[8]《宋本十三經注疏並經典釋文校勘記凡例》,《清經解 清經解續編》,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年,頁6591。

[9]《禮記注疏校勘記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頁1227。

[10] 汪紹楹《阮氏重刻宋本十三經注疏考》,《文史》第三輯,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頁25—60。

[11]《阮氏重刻宋本十三經注疏考》。

[12]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頁4。

[13] 上海圖書館編《中國叢書綜錄·總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頁594。

[14]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影印說明》,頁1。

[15] 王鍔《三禮研究論著提要》,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7年,頁269—277。

[16] 龔本簡體版“凡例”,頁1。

[17] 龔本簡體版“整理說明”,頁3。

[18]《古籍整理概論》,頁110。

[19]《中國經學》第1輯,頁111。

[20]“無事”,呂先生文章作“五事”,乃手民之誤,龔本不誤。

[21] “29頁孔疏”至“戶近東南角”,是呂先生《〈十三經注疏·禮記注疏〉整理本平議》原文,惟於“按”字前加一“呂”字,以示區別,下同。

[22]《尚書正義·金縢》曰:“一習吉。”孔傳:“習,因也。以三王之龜卜,一相因而吉。”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頁196下。

[23] 呂本《校勘記》曰:“鄭所云者是也 原作‘鄭云’二字,義不可通。阮本同。今據古鈔殘本補足。”頁145。

[24] 爲說明問題,將田本前後文字補足。

[25] 呂本《校點前言》,頁13。

[26] 呂本,頁11。

[27] 呂本,頁17。

[28]《禮記注疏校勘記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頁1227—1228。

[29] 龔本簡體版《禮記正義》“引據各本目錄”將“考文宋板”下文字,標點爲“日本山井鼎《物觀·七經孟子考文補遺》”,誤;龔本繁體版不誤。物觀是人名,非書名。山井鼎撰《七經孟子考文》,物觀撰《補遺》。

[30] 龔本簡體版,頁3—4。

[31]《中國經學》第1輯,頁104—111。

[32]“楊琼”乃“楊倞”之誤,阮元校刻本不誤,龔本繁體版亦不誤。

[33]《禮記正義》卷一校勘記,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頁1235上。

[34]《禮記正義》卷一校勘記,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頁1235下。

[35] 呂本,頁16。

[36]《古籍整理概論》頁7,164—165。

[37]《古籍整理概論》,頁167。

[38]《三禮研究論著提要》,頁269—277。

[39] 呂友仁、呂詠梅《禮記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呂友仁《周禮譯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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